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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經紀
發表於 2019-1-30 19:36:50
她們會強調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慘，她們做“小姐”，能賺更多錢、更輕松，比女工好。她們會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會告訴家人自己在做什麼。挺矛盾的心理。她們對“小姐”這個身份，既覺得沒什麼，又覺得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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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瑜近照。受訪者供圖。
對話人物
丁瑜，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曾就讀于香港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研究方向為性別研究，包括中國性產業與性工作者等。2016年6月，她出版專著《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動人口社群特殊職業研究》。
對話動機
2014年2月，央視新聞頻道播出《屢掃不絕的東莞黃流》後，東莞警方重拳出擊涉黃場所，並引發全國性嚴打涉黃犯罪活動。如今已逾三年。
盡管存在法律的高壓線，但性工作者畢竟是一個為數不小的群體，她們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有著什麼樣的心理？學者丁瑜用將近十年的時間給出了答案。多年的田野調查，和她們同吃同睡，在丁瑜的筆下，結論有點讓人意外︰對于大多數小姐來說，物質利益並非她們進入性產業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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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媽咪、大姐大
新京報︰為什麼想到要研究“小姐”這個課題？
丁瑜︰純屬偶然。在英國讀碩士時，有一門課程要求分組做報告，我們小組被分到了娼妓問題。
查資料時，一位英國作者提到，這群女性在日常工作中，看起來權力很大，有很多可以自己商榷的時刻，但在資本主義環境里，她們是不太自由的。前半部分的論點，讓我三觀顛覆，我從來沒有想到這群人還有自由度和商榷的權力。當時也會和宿舍同學討論，她們有的說這是一種對女性的剝削，有的說應該合法化，然後抽稅。我當時覺得挺新奇。到了申請香港大學博士時，想到了這場討論，就開始了。
新京報︰一個從沒在10點以後回過家、只談過兩次校園戀愛的乖乖女，一個游走于聲色犬馬、燈紅酒綠之間的性工作者群體，你們屬于兩個世界。
丁瑜︰對。最開始完全是兩眼一抹黑。已經不能用緊張來形容了。開題一年，我還沒有開始做田野。一次月會上，導師說，如果你不在一個星期內找到兩個“小姐”開始你的觀察，那你就不要做這個題目了。我當場就哭了，緊張又焦慮。
新京報︰怎麼打開局面，並深入訪談了23位“小姐”？
丁瑜︰被導師逼了，沒有辦法，只能去找，滾雪球的方式。先是深圳的一位記者朋友，帶著我去找到一個站街女，這個女孩願意和我聊；後來又通過香港那邊導師的朋友認識了一位以前做過“小姐”和“媽咪”、有黑社會背景的“大姐大”。再通過她們去認識更多人。
和小姐住了大半年
新京報︰你曾打過小卡片電話，去找應召女郎？
丁瑜︰那是在廣州，我一個男性朋友叫到他家里。女孩到了，我朋友躲進房間。女孩看到我有點懵。我解釋，我是做研究的。她還是有點羞澀、尷尬。我問一堆問題，她只回答“嗯”、“是”、“哦”幾個簡單的字，這種奇特的場面持續了大約半小時。
後來，她看了我手里的訪談提綱，發現問題都很常規，比如家鄉在哪里，在城市的生活什麼樣子。她明白了，我的目的很簡單。態度就好一些了，局面打開了。
▲2011年前後，丁瑜在廣州大沙地附近拍攝的發廊“小姐”。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第一次走進夜總會是什麼感覺？
丁瑜︰深圳的記者朋友帶我去的。樓梯上燈光紅紅的、暗暗的，一排穿著吊帶裙的姑娘站在樓梯上迎客。一進門的地方是一個很大的舞池，我看到有男人摟著女人跳舞，把手搭在女人屁股上。那是第一次去夜總會。因為有人帶著，我一點也不緊張、害怕。反而覺得比較新奇。
新京報︰在我們印象里，夜總會是離毒品、艾滋病比較近的地方，你有沒有遇到過危險的情況？
丁瑜︰有。跟著“大姐大”，比較容易看到深層的東西。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個夜總會里，夜場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藥，非要我試毒品。這時候“大姐大”站了出來，說我是她的人，不要為難我。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訴他們的，大家都覺得我的學生身份是無害的，也不會刁難我。導師說我很幸運，都沒有踫到什麼問題。真有問題，也會有人罩著。
新京報︰為了貼近生活，還和兩個“小姐”住過半年時間？
丁瑜︰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時候，我和她們見面都是在工作場合，或者約出來吃飯。在家里，才可以看到她們生活中的樣子。
比如廣州的那個女孩，是和別人合租。我當時二十五六歲，她們都是二十出頭，她們談論的都是我們那個年紀都會談論的問題。她們也會看電視，打掃衛生、買菜做飯、逛街買東西、去健身房，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她們所謂特殊的生活，也都是我們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區別是作息。她們一般是晚上吃完飯，換衣服、打扮、出去上班。
相比“性工作者” 她們更願被稱“小姐”
新京報︰為什麼你的研究結論說，相比“性工作者”，她們更願意被稱作“小姐”？
丁瑜︰“性工作者”是很學術的名詞，不是特別口語化。“性工作者”雖已廣泛被研究者和行動者接受並賦予了進步意義，但女性從業者本身卻對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們覺得這是比較奇怪的稱呼，這個稱謂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隱藏了她們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時是絕大部分非性的內容，性這件事，人們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無忌憚討論的，她們覺得，更加被污名化了。
而且，部分從業者並不認同“小姐”是一種工作，它不能保證穩定收入、沒有帶來尊嚴感、不需要責任心、沒有帶來目標與方向感。
新京報︰那她們怎麼看待自己“小姐”的身份？
丁瑜︰一方面她們會強調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慘，她們做“小姐”，能賺更多錢、更輕松，比女工好。她們會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會告訴家人自己在做什麼。挺矛盾的心理。她們對“小姐”這個身份，既覺得沒什麼，又覺得有什麼。
新京報︰她們多數是自主選擇還是被逼無奈？
丁瑜︰我遇到的人，不存在被拐賣或被逼迫，都是自主選擇。在農村婦女受教育的情況依然不是很樂觀的情況下，不做這個，好像也沒有其他特別好的選擇。
新京報︰她們更看重物質利益？
丁瑜︰我在文章里曾寫過，物質利益對于大多數小姐來說並非進入性產業最重要的目的。錢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從她們的敘述與日常實踐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對于參與國家現代化進程、分享到進步果實的急切。城鄉二元與不平衡發展的狀況加劇了這種渴望。別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滿足這樣的欲望，她們便尋求了另一條路。
新京報︰為什麼說性資本才是她們生存發展的主要方式？
丁瑜︰她們並不是提供性服務這麼簡單。她們會給自己投資，把自己收拾得美一點，要有更多的方法來吸引客人，比如要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在和客人交談時才不會顯得乏味。她們也對自己身體投資，以換取更好的報酬，或許並沒有轉行，也沒找到更好的出路，有人會覺得被人包養會比較好，有段時間就對著一個人就可以了，很穩定。但是怎麼才能被包養，還需要自我投資上的準備。
▲在丁瑜看來，“小姐”這個群體只是不同工作中的一種選擇。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我們通常看到的形容詞是“失足”、“失能”和“失敗”，但你的研究讓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一群不甘于被困在婚姻和貧困中的農村姑娘，嘗試到城市改變生活。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反差？
丁瑜︰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我還很年輕，本身就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姑娘，成長中也沒有遇到大風大浪，順風順水成長起來的姑娘，本身就應該看到這樣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
如果再過十年，我再做研究，結果可能不一樣，可能會看到她們遇到的困難。
“關注她們，才能談服務她們”
新京報︰二十五六歲時做這樣一個研究，你的生活、婚戀觀和人生觀發生了什麼改變？
丁瑜︰ 舉個很小的例子。在當時，一個女孩為客人生了一個孩子，我非常好奇她為什麼生下來了。我當時問她，你為什麼為他生小孩。她說，為什麼一定要說女人生小孩就是為男人生呢，孩子是上天賜給女人最好的禮物，那是我的小孩，和他有什麼關系，我願意傾我所能去撫養他。
我當時有種當頭棒喝的感覺，很震撼，非常不理解。直到我後來自己結婚生孩子，年紀越來越長，發現她的話非常正確。到現在，我非常認同她的觀點。
新京報︰你們還有聯系嗎？
丁瑜︰如果你有一兩個月沒有她們打電話，她們就已經換手機號了。她們的流動性很強，一旦疏于聯系，很快就會失去聯系。這點我覺得非常遺憾。
新京報︰也不做相關研究了？
丁瑜︰博士畢業、工作後，相關的研究拿不到課題，發表不了文章，我只能去做別的研究。只是有國外學者來，我們還會去“紅燈區”看一看，相關的生態是什麼樣的。這幾年，被掃掉了不少，去廣州的城中村會有小發廊，但零星有人在，有人會說，好多人都走咯。有的可能會轉向比較地下的，比如麻將館之類。
新京報︰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小姐”這個群體？
丁瑜︰只是不同工作中的一種選擇。和賣保險、當保姆、做幼兒園老師相比，她們的區別只在于道德上的那層東西。這種羞恥感是整個社會環境和文化賦予它的，如果不是這層道德感，她們從事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沒什麼差別。
新京報︰我們能為改善她們的生存環境做些什麼？
丁瑜︰我不太期待能做些什麼。首先期望大家可以光明正大地去討論這個問題，只有大家對這個問題有更多認知，對這個群體有更多了解，關注她們，才能談服務她們。現在談合法化，都還太早。
新京報記者張維 編輯 甦曉明 校對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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